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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8日 - 考试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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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萄京棋牌手机版2016 2能否寄宿乡校演变成略带福利色彩的资格竞赛

新萄京棋牌手机版2016 360岁的罗再强带着两个孙女坐在村口的山头,爷孙相依为命是留守村常见的现象。因为很少有交流,他们经常像这样静静地待着。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在知识和文凭愈来愈成为当今中国核心竞争力和时代化标签的同时,为何底层社会群体越来越无心通过文化资本的集聚来改变其底层状态?他们是天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传统?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制约,导致他们被抛出教育这条“马拉松竞赛”的轨道?

在农村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城镇化大背景下,农村教育难免经历复杂变迁。在芥县云乡,给底层孩子带来巨大改变的莫过于乡校的大调整。

原标题:农村寄宿学校“惩戒术”探秘

笔者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在展开全国大样本调研基础上,笔者深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开展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深入研究从幼儿园入学一直到进入就业市场的教育筛选轨道中,底层家庭是如何一步步被固化的。

云乡位于中国西南农业县——芥县的西南部,地跨山地和丘陵,是芥县内最大的山区乡。1986年,云乡有附设初中班中心小学1所,村小4所,25个教学班,中小学生1040人,教职工40人。1996年,因为乡镇建置改革,原中心小学无法满足新的云乡就学学龄人口,便修建了中心小学教学楼。2004年,中心小学彻底改制为九年一贯制学校。2005年,龙岩和田坝村小学撤销。目前,全乡有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10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38人,教职工35人,幼儿园1所,入园幼儿30人,教师2人。

能否住宿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绝不仅仅意味着农家子女读书方便,还意味着现实收入的增加

不少人即使送孩子读书,也支持“读书无用”

显然这是云乡实施“撤点并校”后的结果:一方面源于乡镇撤并,另一方面源于复杂的社会生态。

为防止被学生贴上体罚的标签,老师一般都不会直接动手,而是让违纪学生之间展开“自我教育”

在乡间底层群体中,“读书是否有用”经常发生行为与观念上的“二元背离”。

原有乡校和教学点的撤并,使大批以留守儿童为主体的西部乡村底层孩子就学距离变远。布局调整后农村学校的服务半径大大提高,由过去的平均5公里扩大到10余公里,最远的达到方圆20公里以上。

学校内部底层孩子在抗争中所形成的日常江湖,对官方的处分和警告赋予另外一种“英雄主义”的文化内涵

笔者的调研结论证明:与子女已经接受完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相比,有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有用性的认同度更高。但是,他们似乎仅仅是“读书有用”的观念认同者,但却是“读书无用”的行动支持者。尽管在送孩子入学时都会叮嘱孩子要好好学习,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把孩子的学习当回事:

从云乡的情况来看,随着村小的撤并,从2005年起,全乡仅有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政府于当年投入修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学生住宿楼,一层作为校长办公室、德育室、教务室、澡堂等而被使用,楼上两层则统一用作女生住宿,原新建住宿楼背后靠近山坡一侧的联排平房则统一用于男生住宿。

中国日益开放的中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使在外务工人员收入日渐宽裕,且更为重视教育。他们更愿意将子女送到农村家乡所在
的中心城镇就学,进而出现了既留守又流动的新格局: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逐步向家乡所在的中间城镇聚集,特大城市中的流动儿童回流,村落校点中的留守儿童上
移。村落校点亏空而被撤并、中小城市和乡镇中心校拥挤、大城市学校学位紧缩性持平,将成为中国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不可避免的教育现实。

一方面,家长任意肢解和侵占孩子的学习、休息时间,甚至在上课期间,有家长以孩子生病或转学的名义,领孩子到工地打工或到农田帮活;

在云乡学龄人口达到顶峰的2011年,学校床位显然无法满足学生就学的刚性寄宿需求,学校不得不采取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住宿生名额,另一方面将部分闲置的教学用房改造为临时宿舍。部分学生的住宿只能被迫采取“两生一铺”或“大通铺”的方式解决。

在此教育现实中,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项目编号:15CSH012)持续深入中国底层乡校,探寻寄宿制学校内中国子代们的日常微观生活世界:在寄宿制学校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教育半壁江山的宏观背景下,
在寄宿乡校演变成为略带福利色彩的资格竞赛游戏中,寄宿制学校中的中国子代们究竟遭遇了何种复杂的校园“惩戒术”,以至于日常管理从“直接惩戒”走向“间接惩戒”直至“故意无视”;在此基础上政府主导推动的自上而下分解式关爱体系又如何屡屡受挫,以至于需要重新反思和检讨:对这群寄宿制学校中规模庞大的中国子代们,如何实施有效的成人世界的关爱。

另一方面,他们因为能力的限制而并不能真正参与到对子女的教育中来,甚至有时候因为功利、实用、短视与金钱至上的观念,而与学校主流价值观和教育实践形成抵触与反叛。升学希望渺茫与教育回报率低的尴尬现实,使他们寻找到一套属于底层的教育理性——

尽管如此,学校仍然无法满足撤点并校后云乡学龄人口峰值期的刚性住宿需要。在学期报名前,争取孩子的住宿名额成为云乡家长们纯粹比拼社会资本的重要公共活动。

能否寄宿乡校演变成略带福利色彩的资格竞赛

绝大多数的孩子将来都是升不了学的,这就意味着吃不了“国家饭”,他们迟早都要到社会上“谋饭吃”。与其在学校里被老师教成温顺的小绵羊,变成按书本规矩办事的“书呆子”,还不如现在就告诉孩子真实世界的行事规则。

根据笔者对云乡学校的调查发现:部分家其实就在距离学校后山100米的学生可以入住学校,而个别家校距离在4公里以上的学生却无法入住。这背后是不同农村家庭之间社会资本的比拼。

在农村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城镇化大背景下,农村教育难免经历复杂变迁。在芥县云乡,给底层孩子带来巨大改变的莫过于乡校的大调整。

这是乡间底层一种无可奈何的尴尬选择。在现实中,底层因为家庭、教育、社会等多项因素影响,在通向社会阶层上层流动的教育竞争轨道中过早地被抛弃。同时,因为这种教育的高淘汰和低预期,底层孩子更快地结束了在教育筛选轨道中的旅程,提前开始了底层内部的个体社会化预演和训练。

能否住宿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绝不仅仅意味着农家子女读书的方便,还意味着现实收入的增加,对贫困的村落底层家庭而言则尤其重要。它甚至能决定一个家庭的全部命运,云乡蜈村的张广刚家庭即是此类的极端案例。

云乡位于中国西南农业县——芥县的西南部,地跨山地和丘陵,是芥县内最大的山区乡。1986年,云乡有附设初中班中心小学1所,村小4所,25
个教学班,中小学(微博)生1040人,教职工40人。1996年,因为乡镇建置改革,原中心小学无法满足新的云乡就学学龄人口,便修建了中心小学教学楼。
2004年,中心小学彻底改制为九年一贯制学校。2005年,龙岩和田坝村小学撤销。目前,全乡有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10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38人,
教职工35人,幼儿园1所,入园幼儿30人,教师2人。

“邻村”幼儿园:可有可无的教育场所

云乡和全国其他诸多农村社会一样,因为日益严峻的农村男性光棍危机,使农村日益增多的适婚大龄男青年难以娶妻。在残酷的婚姻竞争中,当时38岁的张广刚由年迈的父母张罗,迎娶了邻村精神病患者刘霞。4年后,刘霞诞下儿子张浩。彼时,年迈但尚健康的父母还能帮着照顾孙子和儿媳妇,张广刚得以到新疆务工赚钱。

显然这是云乡实施“撤点并校”后的结果:一方面源于乡镇撤并,另一方面源于复杂的社会生态。

早期的儿童教育具有特殊重要性,因为在这段时间,儿童正逐步形成他们的自我概念和社会意识,这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步。然而,第一步对于不同的儿童来讲差异甚大。在城镇中,特别是大城市,儿童被送入学费昂贵的幼儿园接受有专家指导的正规早期教育。

张浩8岁时,必须要入读小学一年级。70多岁的爷爷奶奶无力每天接送他去离家近6公里外的中心校就学——按照国务院相关系列文件规定,农村小学1至3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小学高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确有需要的可以寄宿;初中学生根据实际可以走读或寄宿。

原有乡校和教学点的撤并,使大批以留守儿童为主体的西部乡村底层孩子就学距离变远。布局调整后农村学校的服务半径大大提高,由过去的平均5公里扩大到10余公里,最远的达到方圆20公里以上。

一项对3000名儿童提供学前教育的研究(大部分是贫困的美国黑人)表明,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在很多方面处在优势地位:他们很少被分到特殊班或补习班,很少有学生因成绩差而被留级;接受过学前教育的贫困家庭孩子在随后3年的标准比奈智力测试中,分数比控制组儿童高;他们保持着更强的“成就取向”,也倾向于培养比自身还要高的职业志向。

在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三年级以上的高年级学生住宿尚不能全面保证,更不要说像张浩这样的一年级就读者申请住宿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学校生活教师严重不足,仅有的两名住宿管理老师由德育处主任邓畅老师和其在附设幼儿园担任专任幼儿教师的妻子张丽负责,低龄住宿几乎很难保证现实安全,更不要说事无巨细的日常照理;另一方面,国家政策也给予了原则性的反对。

从云乡的情况来看,随着村小的撤并,从2005年起,全乡仅有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政府于当年投入修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学生住宿楼,一层作为校长
办公室、德育室、教务室、澡堂等而被使用,楼上两层则统一用作女生住宿,原新建住宿楼背后靠近山坡一侧的联排平房则统一用于男生住宿。

然而,与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的家长相比,底层农村社会中的家长却在送孩子入幼儿园上发生了困难。笔者所调研的四川芥县很多农村家庭持有这样的观点:

各种现实因素使张广刚被迫从新疆回到四川云乡,承担起每天接送张浩的责任。无法外出务工赚钱的张广刚,只能在家从事收益率极低的农业生产。这样的状况显然至少还要维持到张浩上小学三年级有资格申请入中心校住宿为止。

在云乡学龄人口达到顶峰的2011年,学校床位显然无法满足学生就学的刚性寄宿需求,学校不得不采取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住宿生名额,另一方面将部分闲置的教学用房改造为临时宿舍。部分学生的住宿只能被迫采取“两生一铺”或“大通铺”的方式解决。

第一,诸多底层家庭认为幼儿园就是一群孩子玩的地方,可上可不上,何况家里有剩余劳动力,或自己带,或给父辈亲戚带,更能保证安全;

张广刚家庭属于低年级住宿被政策和现实所拒斥者,但他需要由自身家庭,实质上只能由他来独自承担由地方大规模撤点并校所带来的额外生活负担和经济收入减少的代价。而对于高年级住宿者而言,他们也并非保有理所当然的实际住宿权。

尽管如此,学校仍然无法满足撤点并校后云乡学龄人口峰值期的刚性住宿需要。在学期报名前,争取孩子的住宿名额成为云乡家长(微博)们纯粹比拼社会资本的重要公共活动。

第二,幼儿园的学费普遍较贵,这是一笔不用浪费的支出,何况每天还要接送孩子,费时费力。

自2006年实施“两免一补”政策、2008年实行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以来,各地农村学校寄宿已彻底免费或给予不低的住宿生生活补助,在农村学校寄宿已不能构成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相反,这种不用由一个家庭成年劳动力每天接送的现实,确实解放了劳动力,有助于家庭成员全身心投入到各种能够增收致富的日常实践中去。

根据笔者对云乡学校的调查发现:部分家其实就在距离学校后山100米的学生可以入住学校,而个别家校距离在4公里以上的学生却无法入住。这背后是不同农村家庭之间社会资本的比拼。

事实上,这种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底层社会学前教育发展的自身困境。

上学距离变远,使底层孩子能否寄宿乡校日益演变成为一项略带福利和奖励色彩的资格竞赛,同时,惩戒也悄悄与住宿搭建起了内在复杂的关联。

能否住宿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绝不仅仅意味着农家子女读书的方便,还意味着现实收入的增加,对贫困的村落底层家庭而言则尤其重要。它甚至能决定一个家庭的全部命运,云乡蜈村的张广刚家庭即是此类的极端案例。

一方面,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中国幼儿园在2001年到201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09%,其中,城镇幼儿园和县镇幼儿园年均增加率分别高达6.76%和5.86%,但农村幼儿园年均仅增加1.02%。再从2010年到2011年的全国数据来看,在城市和县镇幼儿园绝对增长数纷纷过万的情况下,农村幼儿园却锐减了12904所。2011年,全国4~6岁幼儿人数中,农村占56.91%,可农村幼儿园园数和班数却仅占全国的35.19%和33.75%。农村幼儿教育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痛并快乐着,长点记性”的传统惩戒方式

云乡和全国其他诸多农村社会一样,因为日益严峻的农村男性光棍危机,使农村日益增多的适婚大龄男青年难以娶妻。在残酷的婚姻竞争中,当时38岁
的张广刚由年迈的父母张罗,迎娶了邻村精神病患者刘霞。4年后,刘霞诞下儿子张浩。彼时,年迈但尚健康的父母还能帮着照顾孙子和儿媳妇,张广刚得以到新疆
务工赚钱。

另一方面,农村幼儿园的保教人员(专任教师和保育员)非常紧缺,以全国数据为例,农村幼儿园专任教师2001到2011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仅4.86%,这远低于城市和县镇的10.75%和9.51%,甚至近年来还出现了大规模减少的现象。

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重心上移至乡镇,使底层乡校规模日益增大,但学校管理却面临现实压力:一方面建有教师周转房的县更可能将房子建于县城——既可形成集约效应,又可吸引新教师留任,而没有周转房但撤并后重心移至乡镇的县,愈来愈多的教师在更为便利的县际交通和更为优越的县城居住条件的刺激下,居住的县城化率逐年迅速提高;另一方面,空编率、教师借调等导致西部乡校日常人手不够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生活教师配备等问题依然严重不足。

张浩8岁时,必须要入读小学一年级。70多岁的爷爷奶奶无力每天接送他去离家近6公里外的中心校就学——按照国务院相关系列文件规定,农村小学
1至3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小学高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确有需要的可以寄宿;初中学生根据实际可以走读或寄宿。

因为专任教师的紧缺,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四川芥县被淘汰下来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转到农村幼儿园任教。他们没有经过系统化和专业化的学前教育培训,只能给农村幼儿讲授小学中的各种学科知识,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学前教育小学化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云乡学校同样面临现实困难。芥县在县城建有教师周转房,一部分已申请到周转房的云乡中老年教师,每天往返于乡县之间,而另一部分年轻教师,则因为恋爱等各种现实因素也在县城租房。35位教职工中,仅有4人真正留在云乡场镇,其中就包括邓畅和张丽。云乡学校并没有专职的生活教师,在校长的多次游说下,邓畅和张丽才兼职做起了生活教师。邓畅负责男生宿舍区98名男生的日常管理,张丽则负责女生住宿区83名女生的日常住宿管理。

在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三年级以上的高年级学生住宿尚不能全面保证,更不要说像张浩这样的一年级就读者申请住宿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学
校生活教师严重不足,仅有的两名住宿管理老师由德育处主任邓畅老师和其在附设幼儿园担任专任幼儿教师的妻子张丽负责,低龄住宿几乎很难保证现实安全,更不
要说事无巨细的日常照理;另一方面,国家政策也给予了原则性的反对。

由此可见,这些留守的底层群体从起跑线处的学前教育开始,就面临着各种制度性和结构性的阻滞因素和现实困难。

181名住宿生却只有两名生活教师从事住宿管理的现实,使云乡学校这些底层的孩子们白天在痛苦的时间、空间、关系、知识多元规训后,晚上熄灯就寝后,积极寻找似乎难得的自由机会,而黑夜提供了白天学校空间密集监控所不具备的现实条件,再加上对学校夜间管理人手不足的自信和侥幸,云乡学校住宿生晚上违纪率显着高于白天。

各种现实因素使张广刚被迫从新疆回到四川云乡,承担起每天接送张浩的责任。无法外出务工赚钱的张广刚,只能在家从事收益率极低的农业生产。这样的状况显然至少还要维持到张浩上小学三年级有资格申请入中心校住宿为止。

就近入学:公平还是不公平

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住宿的云乡孩子们悄悄向笔者透露了他们的秘密:“抽烟、喝酒、打牌其实都不算什么,晚上一帮兄弟偷偷翻学校围墙出去走10里路,到隔壁朝镇网吧打游戏也经常发生……夏天比冬天偷偷翻围墙次数多,因为太热就偷偷溜出去到校外不远的河沟里游泳,凉快了再翻回来……冬天翻出去会少一些,主要是冷,但也有,前几天隔壁宿舍九年级的才翻出去爬树捅了个马峰窝下来。”

张广刚家庭属于低年级住宿被政策和现实所拒斥者,但他需要由自身家庭,实质上只能由他来独自承担由地方大规模撤点并校所带来的额外生活负担和经济收入减少的代价。而对于高年级住宿者而言,他们也并非保有理所当然的实际住宿权。

家住云乡最偏远村落——蜈村的杨光,是就近入学政策的严格遵守者。杨光来自典型的底层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一直和叔叔一家一起生活。腿部有残疾的叔叔和妻子在家务农,维持全家四口的日常生计。

当笔者问住宿的女生是不是只有男孩子才这样调皮时,不少女生居然集体发出嘘声:“这算什么,他们是住平房,要翻墙出去分分钟的事,我们出去都是要先跑到二楼厕所边,然后顺着墙外的水管往下滑到一楼才能翻墙出去,前几天才干过。”

自2006年实施“两免一补”政策、2008年实行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以来,各地农村学校寄宿已彻底免费或给予不低的住宿生生活补助,在农村学
校寄宿已不能构成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相反,这种不用由一个家庭成年劳动力每天接送的现实,确实解放了劳动力,有助于家庭成员全身心投入到各种能够增收致
富的日常实践中去。

7岁时,杨光入读了本村村小——蜈村小学。作为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分管的一个教学点,蜈村小学中唯一的老师是一名年近六旬的民办老师。这位老师不会讲普通话,教学水平也不高。二年级时,蜈村小学因为县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而被撤并,杨光转到邻村的桥村小学读书,但该小学也仅有5名教师,其中3名还是民办教师。两年后,桥村小学在新一轮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再次被撤并。随后,杨光转到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邓畅和张丽向笔者证明这种状况的确存在。正是因为如此,邓畅才向学校申请一定要尽快装上夜间效果好的摄像头,清晰监控学校围墙周边的情况。

上学距离变远,使底层孩子能否寄宿乡校日益演变成为一项略带福利和奖励色彩的资格竞赛,同时,惩戒也悄悄与住宿搭建起了内在复杂的关联。

与杨光同村的张小理则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就近入学”的路子。在外省打工的父母坚决把他送到县城的公办民助实验小学就读,尽管父母为此交纳不菲的学费,但张小理却在更优的环境中顺利成长。

面对住宿生屡禁不止而强度每况愈增的日常违纪,邓畅还是会动用打手板、罚站、抄写作业、面壁思过等常规性的直接惩戒手段,目的是制造直接的肉体疼痛。按邓老师的话讲,叫做让他们“痛并快乐着,长点记性”。

“痛并快乐着,长点记性”的传统惩戒方式

目前已经初三的张小理尽管学习成绩不算突出,却有把握考入乡镇普通高中——寿镇中学,而当年成绩更为优秀的杨光,却只能接受根本不可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事实。

为防止被学生贴上体罚的标签,老师一般都不会直接动手,而是让违纪学生之间展开“自我教育”:违纪学生中的一方扮演教师的角色,对另一方展开像秀场一样的“训斥”和“打骂”,而另一方则显然需要积极假意配合,不时发出尖叫,以示直接惩戒的程度激烈,表示自己会“长记性”。但事实上,违纪学生达成巧妙的共识,表演与事实之间的惩戒差往往恰到好处,因为过一会儿就会轮到彼此角色互换。

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重心上移至乡镇,使底层乡校规模日益增大,但学校管理却面临现实压力:一方面建有教师周转房的县更可能将房子建于县城——
既可形成集约效应,又可吸引新教师留任,而没有周转房但撤并后重心移至乡镇的县,愈来愈多的教师在更为便利的县际交通和更为优越的县城居住条件的刺激下,
居住的县城化率逐年迅速提高;另一方面,空编率、教师借调等导致西部乡校日常人手不够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生活教师配备等问题依然严重不足。

仅以英语为例,杨光所读的农村学校直到七年级时才开始教授英语,而张小理所就读的县城小学,早在三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了。同样的蜈村同辈,就近入学与择校之间的英语差距就是3年。

后来,因为双方互利的博弈表演,打手板这样的直接惩戒发生事实上的修正,特别是在三人以上的违规事件中,往往采取交叉惩戒的方法来“长记性”,如第一人打第三人,第三人打第二人,而第二人打第一人。而两人间的违纪处罚则多采取罚站,特别是在夏日和冬夜,借助于强烈的阳光和刺骨的寒意,这种疼痛更利于“长记性”。

云乡学校同样面临现实困难。芥县在县城建有教师周转房,一部分已申请到周转房的云乡中老年教师,每天往返于乡县之间,而另一部分年轻教师,则因
为恋爱等各种现实因素也在县城租房。35位教职工中,仅有4人真正留在云乡场镇,其中就包括邓畅和张丽。云乡学校并没有专职的生活教师,在校长的多次游说
下,邓畅和张丽才兼职做起了生活教师。邓畅负责男生宿舍区98名男生的日常管理,张丽则负责女生住宿区83名女生的日常住宿管理。

在一次次农村学校布局变更中,多次的就近入学经历使杨光很难跟上不同学校的教学进度,也很难迅速适应不断变换的教学风格。同时,也因为进了教学质量并不好的各类农村学校,杨光在懵懵懂懂中,从“好学生”变成了现在的“差学生”。

抄写作业、面壁思过往往也是重要的直接惩戒备选项,但多被班主任教师所利用。邓畅采用这两个惩戒项时,仅仅限于自己所担任语文科任老师的八年级。

181名住宿生却只有两名生活教师从事住宿管理的现实,使云乡学校这些底层的孩子们白天在痛苦的时间、空间、关系、知识多元规训后,晚上熄灯就
寝后,积极寻找似乎难得的自由机会,而黑夜提供了白天学校空间密集监控所不具备的现实条件,再加上对学校夜间管理人手不足的自信和侥幸,云乡学校住宿生晚
上违纪率显著高于白天。

众所周知,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种层级教育空间内部质量差异甚大:越是处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学校,教育质量越差,反之亦然。所以,因为出生地、户口所在地、家庭条件等因素而被置于行政区划不同序列节点中的个体,会因为就近入学而被国家强迫性地分流到不同质量的学校就读。而这种客观存在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异,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个体能否在若干年后取得成功,并实现阶层上升流动的程序。

来自官方的处分和警告反而被冠以英雄主义的标签

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住宿的云乡孩子们悄悄向笔者透露了他们的秘密:“抽烟、喝酒、打牌其实都不算什么,晚上一帮兄弟偷偷翻学校围墙出去走10
里路,到隔壁朝镇网吧打游戏也经常发生……夏天比冬天偷偷翻围墙次数多,因为太热就偷偷溜出去到校外不远的河沟里游泳,凉快了再翻回来……冬天翻出去会少
一些,主要是冷,但也有,前几天隔壁宿舍九年级的才翻出去爬树捅了个马峰窝下来。”

对于绝大多数身处农村底层家庭和城镇边缘家庭的孩子来说,就近入学所就读的学校,只会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扮演底层再生产的功能,而很难成为其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

教育与惩罚罪犯的目的和初衷不同。学校惩戒公开的目的是: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使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在此目的基础上的惩戒原则是:教育为主、重在预防;分析原因,对症下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热情帮助、不能歧视。

当笔者问住宿的女生是不是只有男孩子才这样调皮时,不少女生居然集体发出嘘声:“这算什么,他们是住平房,要翻墙出去分分钟的事,我们出去都是要先跑到二楼厕所边,然后顺着墙外的水管往下滑到一楼才能翻墙出去,前几天才干过。”

初中后的分流: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或终止学业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实践中,师者的惩戒权一直与师道尊严相联系,也与道统秩序相统一。在现代,教师对学生惩戒的权力日益被法律所规约,其背后初衷本是规范教师无节制、不合理的过度与过量的惩罚而致的恶意体罚——这甚至导致学生受到严重伤害和死亡。各种频发的恶性公共性体罚事件,也使立法者认为部分教师很难把控惩戒与体罚之间的内在区别,惩戒总是被无意间变成体罚,因此通过更为复杂的立法技术严格控制惩戒的使用权,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体罚发生的可能性。

邓畅和张丽向笔者证明这种状况的确存在。正是因为如此,邓畅才向学校申请一定要尽快装上夜间效果好的摄像头,清晰监控学校围墙周边的情况。

事实上,教育分流中这种不公平的家庭资本关系在芥县也有明显体现。

由此,传统的惩戒,诸如用戒尺打手板、罚站、抄写作业等,尽管已经做了修正,但是因为难以道明其与体罚的模糊区别,逐渐被抛弃。更多的直接惩戒,冠以警告、记过等特殊身份标签,以柔性艺术方式展开。

面对住宿生屡禁不止而强度每况愈增的日常违纪,邓畅还是会动用打手板、罚站、抄写作业、面壁思过等常规性的直接惩戒手段,目的是制造直接的肉体疼痛。按邓老师的话讲,叫做让他们“痛并快乐着,长点记性”。

笔者在芥县教育局获得了2013年全县中考的录取信息表和家庭基本情况表。在这份录取表中,笔者选择了4所芥县的初中学校作为样本学校,它们分别是县城中的公办民助贵族式初中、县城普通公办初中、镇上普通初中、乡里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因为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勒令学生退学或开除,故义务教育阶段只能施用警告和记过这两种柔性直接惩戒方式。它们都被严格地分维度,通过量化手段予以施用,日常校园生活被冷冰冰的量化次数完全管控了。

为防止被学生贴上体罚的标签,老师一般都不会直接动手,而是让违纪学生之间展开“自我教育”:违纪学生中的一方扮演教师的角色,对另一方展开像
秀场一样的“训斥”和“打骂”,而另一方则显然需要积极假意配合,不时发出尖叫,以示直接惩戒的程度激烈,表示自己会“长记性”。但事实上,违纪学生达成
巧妙的共识,表演与事实之间的惩戒差往往恰到好处,因为过一会儿就会轮到彼此角色互换。

按照等比例抽样原则,笔者在每所学校随机抽取了50个考生,按照学校提供的家庭收入情况调查表,将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划为上层、5~10万元的划为中上层、2~5万元的划分为中层、1~2万元的划为中下层、1万元以下的划为底层。

如违纪被严格分为三类:违反学校规章制度,违反学校纪律和严重违反学校纪律、制度,根据情节轻重,乡校分别按量化次数给予底层孩子们警告或处分。对高年级孩子来说,这种处罚方式并不足够有效,以至于乡校不得不将之做了“后续升级”:学生一学期内受到记过后,又有一般违纪行为,经班主任教育多次仍未能改正者,通知家长来校共同协商,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及转化工作;学生在校期间有上述三类违纪行为,经教育一次未改者,作记警告处分;经教育两次未改者,作记过处分;学生在受到学校处分期间,再次违纪受学校处分的,在最高一级处分的基础上加重一级处分。

后来,因为双方互利的博弈表演,打手板这样的直接惩戒发生事实上的修正,特别是在三人以上的违规事件中,往往采取交叉惩戒的方法来“长记性”,
如第一人打第三人,第三人打第二人,而第二人打第一人。而两人间的违纪处罚则多采取罚站,特别是在夏日和冬夜,借助于强烈的阳光和刺骨的寒意,这种疼痛更
利于“长记性”。

定量研究数据发现,芥县初中生毕业后的流向与家庭所处阶层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上层子女就读市重点高中、县重点高中的比例高达66.7%和20.8%,而底层子女则没有人能入读市重点高中,仅有4%的比例入读县重点高中。底层子女入读本县职业高中的比例高达66%,终止学业的也高达22%。与之相反,上层子女则无人入读本县职业高中,也无人终止学业。另外,笔者还发现:职业中学成了中下层和底层子女绝大多数初中后的主要出路,而普通高中是中层以上子女的主要出路。

底层孩子们的违纪次数被严格记录并归档,但尽管如此,乡校的孩子们,特别是高年级孩子们,对这些被围观的所谓特殊身份标签,并不是非常惧怕。相反,父辈文化和同辈群体内部所形成的灰色共同体文化,往往抵消了特殊身份标签所带来的羞耻感。

抄写作业、面壁思过往往也是重要的直接惩戒备选项,但多被班主任教师所利用。邓畅采用这两个惩戒项时,仅仅限于自己所担任语文科任老师的八年级。

学生在学业与升学中的不平等主要是因为文化机制,教育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资本传递,这种传递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形成的习惯。随着有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学校制度中的不平等现象,在一代一代地再生产,原有的阶级结构也越来越重要了。

如九年级男孩齐磊所述:反正学校也不敢开除,再怎么处分和警告,最后也就是请家长,刚开始还觉得挺害怕,后来习惯了,请家长来也就没什么感觉了,反而嫌学校小题大做。李元元则说:我爸最烦学校了,屁大一点事就电话通知他来,他在蜀市打工,按天计酬,来学校一趟,就耽误他赚一天的钱,所以,他也不来,还骂老师多事。一旁的黄平接着插话:还是我爸看得最清楚,他在我八年级的时候就经常说,云乡学校反正也没几个能考上高中和大学的,大部分都要出来在社会上混吃喝,在学校里不犯点错误将来怎么能混社会呢?

来自官方的处分和警告反而被冠以英雄主义的标签

父母的学历所代表的学校教育成果作为文化资本,不仅在家庭里积蓄着,由子女继承下来,而且子女和家庭的升迁性流动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为子女提供怎样的学校教育机会。

学校内部底层孩子们在“垂直抗争”和“平行抗争”(对抗其他同辈群体和个体)中所形成的日常江湖,如兄弟帮、霸王团等底层孩子抱团取暖所形成的灰色次文化共同体,也对官方的“处分”和“警告”悄然赋予了另外一种“英雄主义”的文化内涵。李元元告诉笔者:没有个处分、警告啥的,都不好意思在兄弟帮混。而齐磊则在一旁暗示:我们的成员都必须通过检验,看是否足够“Man”!

教育与惩罚罪犯的目的和初衷不同。学校惩戒公开的目的是: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使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在此目的基础上的惩戒原则是:教育为主、重在预防;分析原因,对症下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热情帮助、不能歧视。

难以企及的重点大学、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困难

德育主任邓畅老师说,通过处分和警告,可以使违纪学生在同学面前感到耻辱,痛定思痛后改正违纪行为。与此同时,有更多的违纪学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不乏邓老师眼中的“乖”学生。几天前他在全校住宿生会议上重点强调,不准将热水浇到树下,而在他眼中一向乖巧的九年级学生叶强,当着他和其他同学的面,公开将洗脚后用下的热水浇到宿舍外边的树下。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实践中,师者的惩戒权一直与师道尊严相联系,也与道统秩序相统一。在现代,教师对学生惩戒的权力日益被法律所规约,其背后初衷
本是规范教师无节制、不合理的过度与过量的惩罚而致的恶意体罚——这甚至导致学生受到严重伤害和死亡。各种频发的恶性公共性体罚事件,也使立法者认为部分
教师很难把控惩戒与体罚之间的内在区别,惩戒总是被无意间变成体罚,因此通过更为复杂的立法技术严格控制惩戒的使用权,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体罚发生的可能
性。

在教育层层分流与筛选的过程中,对于绝大多数底层群体而言,重点大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梦想:一方面,这需要家庭持续性的长期教育投资和丰富的文化资本传递,而这两项正好是底层群体相对最为稀缺的资源。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可以容许子女长达数年的教育周期性积累,在子女成长最为关键的时期内,他们也没有科学的教育方式和充足的文化资本予以理性培育与有效传递,他们甚至自身也并不真正重视教育,生存理性的强大思维惯性使他们急于期待子女尽早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去谋取即时的报酬,哪怕所获的微薄报酬甚至根本难以满足基本的日常生存所需。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本去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更无法容忍这种投资所需要承担的高风险:毕业后即失业;

同辈群体之间的日常交互性和与教师之间的身份界限,迫使乖学生为了防止自己在同辈群体中“被排斥”,假意通过不严重的违规,与官方权威展开抗争,进而获取同辈群体内部的认同感。

由此,传统的惩戒,诸如用戒尺打手板、罚站、抄写作业等,尽管已经做了修正,但是因为难以道明其与体罚的模糊区别,逐渐被抛弃。更多的直接惩戒,冠以警告、记过等特殊身份标签,以柔性艺术方式展开。

另一方面,录取制度和知识考核对底层群体也极不公平。

来自官方的“处分”和“警告”,本想作为直接惩戒的柔性艺术,通过在同辈群体内部制造被围观的特殊身份标签,以同辈群体的集体鄙视和个体孤独来实现官方教育的惩戒目标。但是,却往往忽视了现实中在孩子们中间流行的“反学校文化”,使贴标签的目的走向了反面。

因为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勒令学生退学或开除,故义务教育阶段只能施用警告和记过这两种柔性直接惩戒方式。它们都被严格地分维度,通过量化手段予以施用,日常校园生活被冷冰冰的量化次数完全管控了。

以英语为例,在笔者所调研的芥县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最近几年,少年们才在小学三年级开始零星接受一点英语学习,而就在几年前,因为英语老师紧缺,少年们都是要到初一才开始系统学习英语,且任教的英语老师甚至都不是英语专业出身,而是由教语文的老师兼职授课。

(本文中所涉县市及县市以下地名、人名均属化名,对在本课题研究中提供宝贵田野帮助的机构和人士表示由衷感谢!)

如违纪被严格分为三类:违反学校规章制度,违反学校纪律和严重违反学校纪律、制度,根据情节轻重,乡校分别按量化次数给予底层孩子们警告或处
分。对高年级孩子来说,这种处罚方式并不足够有效,以至于乡校不得不将之做了“后续升级”:学生一学期内受到记过后,又有一般违纪行为,经班主任教育多次
仍未能改正者,通知家长来校共同协商,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及转化工作;学生在校期间有上述三类违纪行为,经教育一次未改者,作记警告处分;经教育两次未改
者,作记过处分;学生在受到学校处分期间,再次违纪受学校处分的,在最高一级处分的基础上加重一级处分。

双语幼儿园和各种幼儿、少年英语培训班,在芥县县城和大城市里随处可见。就连芥县经济稍微发达一点的乡镇,家庭经济条件中等以上的孩子也都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英语。且不论这些幼儿园英语教学专业性水平有多高,但与身处真正底层社区中的云乡少年们相比,乡镇少年的英语学习至少早了4~5年。所以,每次在全县的统一测试中,云乡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少年们,仅英语一科的平均分就比全县平均分低至少30分以上,更不要说其他学科了。在最后城乡统一的升学考试残酷竞争中,他们根本无力取得一丁点儿的优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国际学术辑刊《中国农村教育评论》执行主编)

底层孩子们的违纪次数被严格记录并归档,但尽管如此,乡校的孩子们,特别是高年级孩子们,对这些被围观的所谓特殊身份标签,并不是非常惧怕。相反,父辈文化和同辈群体内部所形成的灰色共同体文化,往往抵消了特殊身份标签所带来的羞耻感。

这种“先天不足”与“后天更弱”的教育现实,使绝大多数底层群体早在中考前就已经和重点大学无缘了,能够考上一般普通高中的都是凤毛麟角,更不要说升入重点高中。

如九年级男孩齐磊所述:反正学校也不敢开除,再怎么处分和警告,最后也就是请家长,刚开始还觉得挺害怕,后来习惯了,请家长来也就没什么感觉
了,反而嫌学校小题大做。李元元则说:我爸最烦学校了,屁大一点事就电话通知他来,他在蜀市打工,按天计酬,来学校一趟,就耽误他赚一天的钱,所以,他也
不来,还骂老师多事。一旁的黄平接着插话:还是我爸看得最清楚,他在我八年级的时候就经常说,云乡学校反正也没几个能考上高中和大学的,大部分都要出来在
社会上混吃喝,在学校里不犯点错误将来怎么能混社会呢?

底层群体在教育筛选轨道中面对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更大的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制度性和社会性的弥补,反而却受到更大的歧视和挑战:

学校内部底层孩子们在“垂直抗争”(对抗老师和学校)和“平行抗争”(对抗其他同辈群体和个体)中所形成的日常江湖,如兄弟帮、霸王团等底层孩
子抱团取暖所形成的灰色次文化共同体,也对官方的“处分”和“警告”悄然赋予了另外一种“英雄主义”的文化内涵。李元元告诉笔者:没有个处分、警告啥的,
都不好意思在兄弟帮混。而齐磊则在一旁暗示:我们的成员都必须通过检验,看是否足够“Man(男人)”!

其一,国家教材和升学知识考核的亲城逆乡性,底层群体要去学习他们根本没有生活背景和经验体悟的精密化知识符码,这与他们日常生活毫无关系。所以他们学习会比其他阶层面临更多的困难。

德育主任邓畅老师说,通过处分和警告,可以使违纪学生在同学面前感到耻辱,痛定思痛后改正违纪行为。与此同时,有更多的违纪学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
不乏邓老师眼中的“乖”学生。几天前他在全校住宿生会议上重点强调,不准将热水浇到树下,而在他眼中一向乖巧的九年级学生叶强,当着他和其他同学的面,公
开将洗脚后用下的热水浇到宿舍外边的树下。

其二,各种决定命运的升学考试都要到陌生的城镇中去参考,这给本身就缺乏竞争优势的底层子弟带来更大的心理挑战。

同辈群体之间的日常交互性和与教师之间的身份界限,迫使乖学生为了防止自己在同辈群体中“被排斥”,假意通过不严重的违规,与官方权威展开抗争,进而获取同辈群体内部的认同感。

其三,他们中的佼佼者即便幸运地进入了重点大学,但因为底层家庭社会资本的薄弱,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日益固化和排他化了的当代社会,他们又不得不流入低收入和低机会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同时还要面对城乡、区域和行业等多重非均衡市场分割现实以及城镇新移民现实生存危机的多重挑战,这些都是“教育改变命运”事实上的无效性或低效性所必然带来的高风险底层命运。

来自官方的“处分”和“警告”,本想作为直接惩戒的柔性艺术,通过在同辈群体内部制造被围观的特殊身份标签,以同辈群体的集体鄙视和个体孤独来实现官方教育的惩戒目标。但是,却往往忽视了现实中在孩子们中间流行的“反学校文化”,使贴标签的目的走向了反面。

(文中人名、县及县以下地名均为化名。感谢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提供的帮助,感谢田野工作中提供过各种帮助的人士,感谢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邬志辉与作者的多次讨论)(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本文中所涉县市及县市以下地名、人名均属化名,对在本课题研究中提供宝贵田野帮助的机构和人士表示由衷感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国际学术辑刊《中国农村教育评论》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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