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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法治具有目的性

2020年3月1日 - 新萄京棋牌手机版2016
王利明:法治具有目的性

今年的12月4日是第二个国家宪法日。我国的宪法是人民宪法,最核心的规定就是对人民权利和福祉的保护。因此,宪法是民众日常生活身边鲜活的制度,与普通百姓和全社会福祉都密切相关。

新萄京棋牌手机版2016,法治是依照法律进行治理的社会状态,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

核心要点:■
依宪治国关键在于有力推动宪法实施,确保宪法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指引,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制度框架和依赖,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共识。

与宪法在民众生活中起到的重要性相比,社会对宪法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有媒体对1197名受访者的访谈显示,完整读过宪法的仅15.7%,完全没有读过宪法的有33.2%,而读过但未读完的占到51.1%。这说明宪法在社会民众的普及率有待加强,普通民众对宪法重要性的认识也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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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宪法能够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最基本的法治框架,能够在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协调日益多元的利益、化解日益复杂的矛盾提供基础共识,应该说与这种精神土壤的培育密不可分。

法治建设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也是个人的事情,只有个人树立了宪法信仰,“依法治国”根基才会更加牢固。民众既是法治社会的建设者,也是法治社会的最终受益者。越是充分了解宪法的社会,群众对某一事件和行为的看法越是一致,也就越接近法律标准。同样,越是在宪法教育成熟的社会,国家行为与人民需求越是一致。可见,宪法的普及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石。

法治是依照法律进行治理的社会状态,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法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


正是对于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认识不够的原因,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悲剧,整个社会和民众也因宪法意识薄弱而无力对“无法无天”的政治局面加以抵制。

民众只有了解宪法和学习宪法,才能更好地真正融入到法治社会之中,通过宪法将本身弱小的个体权利,变成值得尊重的宪法权利。同时,公职人员作表率,都充分了解到宪法至上的意义,才能更好地将宪法作为人民权利基本的保障法,才能自觉遵从依法治国的轨道。

法治是依照法律进行治理的社会状态,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法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无论是法家传统还是儒家传统,都将法律视为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只不过法家强调法律具有的富国强兵的作用,而儒家则强调“礼法合一”,更加注重法律维护伦理秩序的功能。近代以来,尤其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德先生”“赛先生”成为至高无上的目标,但法治并没有成为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所共同认同的理想和目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人们尽管都能接受法治的理念,但大多将其作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面貌,实现民主、富强、自由、平等等目标的工具,在强调民主正当性的观念之下,人民意志被赋予最高权威,而“正当性”普遍被“科学性”所替代,法律至上的观念难以确立,法治话语始终微弱。


世界上不同国家设立宪法日的原因与内容是不同的,大体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庆祝立宪建国;一种是纪念政体转型;一种是庆祝民族独立。

“国家宪法日”不只是一场宣传,对宪法的尊重,首先需要每一个人从了解宪法开始。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普通民众,大家都应一起来读读宪法,尤其是以前没有读过和没读完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十年“文革”几乎将共和国法制的基础摧毁殆尽,无数的所谓“群众组织”可以随意抓人、抄家、审讯、拷打,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苦难。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基于对“文革”惨痛教训的反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1999年宪法修改时,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实际上是将依法治国提升到了宪法原则和治国方略的高度。这种观念上的改变,表明“法治国家”已经被确立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而不只是将法治作为一种工具。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实施需要不断增强宪法蕴含的基本共识并创造实现共识的机制和途径。宪法日的设定正是一个重要的方案。只有宪法真正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依宪治国才能真正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方略,为人民提供永久的福祉。

从十四大报告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到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变化过程本身就表明了我国对民主法治建设的认识的深化。如果我们将“小康社会”仅仅理解为一种社会经济维度上的现代化,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层面的现代化,而是一种超越经济维度的多元化现代化建设,包括社会文化建设、民主法治建设等各类有利于增进人民幸福和福祉的目标。应当指出,小康社会天然包含了社会稳定、秩序井然的内涵。“康,安也”,“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二字,充分说明了小康社会超越经济维度的内涵。“小康”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丰富、经济上的富裕,而且包含了社会治理井然有序、社会环境安定和睦、权利自由受到保障、社会正义充分实现等内涵,而这种目标显然是法治的目标。也就是说,法治并不只是建设小康社会的手段,其本身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伟大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目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新的历史高度作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的重大政治判断。依宪治国关键在于有力推动宪法实施,确保宪法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指引,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制度框架和依据,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共识。

法治是一种良好的社会治理结果。法治的英文是“rule of
law”,其强调依法治理的一种社会状态,强调法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rule
of law”不同于“rule by
law”,后者是指用法治理,以法治理,将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其强调的是人用法去治。德文中“法治国”、法语中的“法治国”都强调国家与法秩序的一体性。西方语言中的法治都将法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其既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又是社会治理的目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种依法治理的理想社会状态。在汉语中,“治”与“乱”是相对应的概念,古人说,“治民无常,唯法为治”。因此,在汉语中,“法治”也包含了实现天下大治的内涵,尤其是通过法治实现社会和谐有序、人民幸福安康的社会治理目标。可见,稳定良好的秩序是一切人类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法治也因此是人类基于自身的安宁预期而必然会追求的目的。

一、依宪治国需要精神土壤宪法的有效实施首先需要制度性保障,如高效的宪法解释机制与有力的宪法监督机制。然而,机制、程序与措施能否真正有效运转,不仅仅取决于国家机构维护宪法、遵守宪法的行为,更取决于宪法是否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深厚的精神文化,取决于国家公职人员与社会民众是否真正将宪法奉为共同体生活的最高规范,取决于人民是否愿意真正守护宪法、拥护宪法、践行宪法,让宪法成为价值判断与行动选择的主要依据,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法治内在包含着国家和社会和谐稳定、治理有序、长治久安。法治建设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是一种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制度安排。人类历史经验表明,依法治国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必须厉行法治。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教训警示我们,不实行法治,就很容易出现特权横行、个人崇拜现象,最终将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成功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与法治结合,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幸福。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应当通过法治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安全、有序的营商环境,保障市场主体的合理预期,这也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法治保障公权力有序运行,私人生活行止有序,人人敬畏法律,心有戒尺,社会和谐有序。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每年12月4日设定为国家宪法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随后也以决定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制度安排,赋予国家宪法日以正式的法律效力。应该说,这正是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的生动体现,是党培育依宪治国精神土壤,提高宪法实施文化软实力,建构国民尊崇宪法、敬畏宪法心灵秩序的深远努力。

法治内在包含着“规范公权,保障私权”的价值目标。首先,现代法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规范公权,公权力天然地具有扩张的本性,必须严格依法控制,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即公权力行使的权限和程序都必须基于法律规定,受到严格限制。只有保证公权力行使具有可预期性,人民的人身财产权益才能得到应有保障,人民才能享有充分的法治保障下的自由。其次,现代法治的另一项核心内容是保障私权。法律应当平等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保障个人的自由,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只有使个人获得充分的安全感,才能极大地激发个人的创新精神。保障私权一方面需要通过民法典等一系列法律规范全面确认个人所享有的各项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而且应当系统规定私权的救济机制,全面保障私权。同时,保障私权还意味着要尊重个人的“私法自治”,其本质上是尊重个人的自由和自主,即充分发挥个人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与公权力“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相反,私权的行使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即只要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个人进入的领域,按照私法自治原则,个人均有权进入。这既有利于节约国家治理成本,而且有利于增加社会活力,激发主体的创造力。

从历史经验来看,依宪治国的精神土壤至关重要。以我国现行宪法为例,在其全面修订的过程中,就十分注重培育取得最大程度认同的观念土壤。1982年4月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公布宪法修改草案,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历时4个月,累计1亿人参加。征求意见的前两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收到各方来信1538封。正是通过这种参与讨论、参与修宪的最高政治生活形式,全国人民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现行宪法在拨乱反正、确立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权力边界、组织国家正常有序的政治生活等方面,有了切实了解与感受,激发出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热情。现行宪法能够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最基本的法治框架,能够在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协调日益多元的利益、化解日益复杂的矛盾提供基础共识,应该说与这种精神土壤的培育密不可分。从另一方面看,也正是对于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认识不够的原因,我国出现过个人意志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悲剧,整个社会和民众也因宪法意识薄弱而无力对“无法无天”的政治局面加以抵制。设立国家宪法日,正是一种通过特定的时间、场景和仪式来培育宪法精神土壤的重要制度设计。

法治内在包含着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诉求。古罗马人说:“法乃公平正义之术”。事实上,缺乏法治的保障,公平正义是无法实现的。公平正义与法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必然指向对法治的追求。但在法律工具主义者看来,法律不过是服务于多种目的的手段。但事实上,只有致力于实现正义目标,才能实现法治应有的目的。如果服务于非正义的目的,就从根本上背离了法治的内涵。因此,法律工具主义实际上是忽略了法治的目的性。正义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追求,其既不完全是物质的,也不完全是精神的,它是一种社会的价值理念和理想状态。追求公平正义,就要通过依法治理,使人民权利义务得到合理分配,各得其所,对公权予以规范和监督,对弱者予以特殊关爱,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进行充分保障,对遭受侵害的权利给予充分救济,使一切涉诉纠纷都能够通过公正、高效的法律程序得到解决。法治真正的精髓在于追求正义的实现。因此,要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法治就是当然的追求目标。

二、国家宪法日与宪法共识的培养设立国家宪法日是世界上多数实施宪法国家的重要制度安排。世界上不同国家设立宪法日的原因与内容是不同的,大体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庆祝立宪建国。例如美国的宪法日定在美国宪法正式签署之日,主要是为了纪念联邦国家的建构;一种是纪念政体转型。例如丹麦的宪法日主要是纪念1849年君主立宪活动,标志着专制政体的结束;一种是庆祝民族独立。例如挪威的宪法日就选定在脱离瑞典所属的盟国、取得独立的那一天。从内容来看,宪法日既可以举行特定宪法仪式,例如游行、阅兵、国家元首发表致辞等;也可以展开某种宪法生活的场景,例如国家机构的公众开放,国家公职人员义务宣讲普及宪法知识等;还可以是启动实质的宪法实施机制,例如发布宪法解释案,做出典型的宪法裁判,公职人员宣誓就职等。

法治是一种指向人类福祉的生活方式。法治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关系到人民的福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工具。改革开放以来,在短短三十多年内,我们已使6.7亿人脱贫,脱贫人口占全球同期90%以上。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幸福的生活来源于很多方面,物质、健康、教育、安全和秩序都是生活幸福的源泉。在基本的衣食保障满足之后,还需要形成安定、有序、公正的社会生活秩序。幸福与安康是联系在一起的,物质上的丰富并不能完全实现人民的安康。幸福安康的生活需要安全的环境、自由的空气、和谐的秩序,使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即便人们生活富足,但如果黑恶势力猖獗,公权力被滥用,人民的生命财产时常受到侵害,正义得不到彰显,又何谈幸福安康呢?

一个国家的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自身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我国设立国家宪法日自然有自己的法理考量和内容设定。从根本上说,设立国家宪法日是我国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它是通过不断展现宪法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共识来实施宪法,也是通过中国宪法生活的仪式、场景和程序来不断凝聚共识,增进国民对宪法内容的认同来实施宪法,从而确保宪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成为社会多元利益的底线共识,在保障公民权利和约束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始终成为国家的最高规范。

只有将目标确定了,才有行动的指南和方向,才能够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前行。正如茫茫大海中的航行一样,必须有目的地的明确指引,否则就只是漫无目的的漂流。法治也是如此,如果把法治简单地视为一种实现其他社会发展目标的工具,法治建设可能会趋向于追逐短期目标,社会发展也就迷失了前进方向。事实上,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国家战略中,有的地方党政官员一方面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特别是法治在保障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却将法治简单地等同于一种普通的社会治理工具,将其视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对经济发展只是起到一种保驾护航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利于当地的发展,法治就要靠边站。需要的时候,就把法治高捧在手;而不需要的时候,就把法治搁在一边,甚至抛之脑后。这种做法显然只是把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手段和工具,而没有深刻认识到法治本身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实践中的野蛮拆迁、暴力执法、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都反映了只要为了GDP,可以不顾法治,漠视规则,遇到问题时,就随意“撕政策口子”“闯法律红灯”,或者“见着红灯绕着走”,在这种认识下,法治只是一种工具和口号,其真正目标会与我们渐行渐远。

设立国家宪法日有利于体现宪法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最基本的法治共识,这些宪法成就需要通过特定的仪式和场景让国民感受、体会,知晓宪法对于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生态文明提供的国家基本制度保障,从而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更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凝聚共识,提供宪法需要的权威和引领作用。设立国家宪法日有利于体现宪法确立的人权保障和法治原则。宪法日是公民基本权利清单的展现日,也是国家作出重要的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纠正违宪行为等刚性制度的契机。宪法为多元利益和价值的社会凝聚共识,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对每一个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和对违宪行为的坚决纠正。宪法日的设定,正是通过实实在在的宪法行动为进一步扩大共识、凝聚共识创造条件,确保宪法成为多元利益与价值的社会底线共识。

应当说,法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的福祉,实现个人的幸福安宁。“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在此意义上,法治也有其工具性的一面。按照康德的说法,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而法治当然具有保障人的目的性的工具作用。但是服从于人民的福祉这一终极目的,法治也应被视为人类社会追求的目的,因为没有法治,就不可能实现人民的福祉,人民的福祉这一终极目的也就当然包含了法治的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并将建设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作为法治建设的总目标,并设计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法律工具主义,从国家建设的角度重申了法治的目的性。我们应当树立法治具有目的性的观念,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懈努力。

三、通过宪法凝聚共识的基本内容设立宪法日是促进宪法凝聚共识的重要契机,那么它具体应该包含什么内容呢?这实际上是探讨宪法本身究竟包含了哪些基本共识,需要我们通过特定的时间节点加以强调和提炼。概括而言,我国现行宪法包含如下重要基本共识。

一是中国道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方向。现行宪法为这条道路提供了最基本的共识:宪法序言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根本保障;宪法序言通过设定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国家目标,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基础;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宪法第二章确立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以及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第三章规定的国家机构性质、地位、职权等,共同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价值目标与具体要素。可以说,认同宪法首先就要认同宪法文本所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宪法日的各种宣传教育普及活动,也必须紧紧围绕上述各项具体内容展开。

二是宪法权威认同。宪法序言明确记载:“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第五条进一步确立了法治国家原则:“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认同宪法就必须认同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法律效力,任何人不得有超越宪法的行为,任何社会利益调整、改革方案厘定也不能违背宪法的精神与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日还需要创造更多的实质内容来体现对宪法权威与尊严的维护。

三是中华文明认同。宪法序言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意味着宪法包含着对中国文明具有连续性、整体性的基本判断和认同。宪法意义上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国家,也是一个文明国家,不仅是靠现实的政治制度连接的利益共同体,也是靠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心理组成的价值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宪法序言同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公民义务部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这些都是宪法维护文明的整体性与连续性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维护宪法尊严就必须增进国民的文明认同,增进“一部宪法,一个文明,一个命运”的生命体验。在宪法日那一天,我们也必须并能够创造出更多增进文明认同的形式和途径,让宪法成为民族团结、族群融合的共识平台。

四是国家制度认同。宪法第二条即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同时规定,国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组建国家机构,遵循民主集中制行使国家权力。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遵循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的原则。因此,宪法通过国体、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设计作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安排,打造了统一的国家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宪法政治制度的有效性是公民的基本宪法义务,也是培养对宪法的感情与认同的基本要求。因此,宪法日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国家认同,增强公民遵守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自觉性。

五是党的领导认同。宪法序言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领导与宪法权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宪法赋予了党的执政地位,为党的领导和活动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党的领导不断丰富着宪法实践,完善着宪法制度,提高着宪法权威。认同宪法、遵守宪法就必须增强政党认同,必须坚持党在依法治国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将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有机统一起来。因此宪法日的内容设定,也必须突出政党认同的价值目标,通过各种形式生动地展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与强大生命力。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实施需要不断增强宪法蕴含的基本共识并创造实现共识的机制和途径。宪法日的设定正是一个重要的方案。只有宪法真正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依宪治国才能真正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方略,为人民提供永久的福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原文链接:

[求是]王旭:宪法凝聚共识 ——从设立国家宪法日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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