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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即使送孩子读书也支持读书无用

2020年1月7日 - 新萄京棋牌官网
乡村教育:即使送孩子读书也支持读书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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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萄京棋牌官网 2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明星村,小学生正走过一座石板桥去学校上学。CFP供图(资料图片)

一、两个底层孩子的叙事:“就近入学”与“异地择校”15岁的男孩杨光是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九年级的学生,因为成绩一直处于全班倒数十名内,所以在屡次的座次编排…

在知识和文凭愈来愈成为当今中国核心竞争力和时代化标签的同时,为何底层社会群体越来越无心通过文化资本的集聚来改变其底层状态?他们是天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传统?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制约,导致他们被抛出教育这条“马拉松竞赛”的轨道?

□对多数不能升学的底层孩子而言,与其被老师教成温顺的小绵羊,不如告诉他们真实世界的行事规则

一、两个底层孩子的叙事:“就近入学”与“异地择校”

笔者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在展开全国大样本调研基础上,笔者深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开展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深入研究从幼儿园入学一直到进入就业市场的教育筛选轨道中,底层家庭是如何一步步被固化的。

□大多数身处农村底层和城镇边缘家庭的孩子就近入学所就读的学校,很难成为其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

15岁的男孩杨光是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九年级的学生,因为成绩一直处于全班倒数十名内,所以在屡次的座次编排中都理所当然地被排到后面,杨光已经从内心深处习惯和认同了教室空间内的这种赤裸裸的不平等隔离。他说这就是班级内成功者和失败者各自所需要承担的后果和注定要接受的命运,谁让自己“天生笨”而学习成绩不好呢?

不少人即使送孩子读书,也支持“读书无用”

□这种“先天不足”与“后天更弱”的教育现实,使绝大多数底层群体早在中考[微博]前就已经和重点大学无缘

但杨光所自述的“天生笨”却并没有在班主任老师那里获得确证,相反刘老师明确表示:杨光绝对是班里智力水平排名前三的孩子,在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和处理问题能力等方面都很强,班上很多调皮捣蛋的坏事也都是他出的馊主意。而这样的论断在九年级数学任课教师李刚那里也同样得到了确证,李老师认为杨光确实很聪明,学习成绩却一直不好,但这并非因为懒惰(他是全班同学中到办公室来问问题频率最高的学生之一),而是因为他之前的学习基础实在太差以至于现在很难跟上教学进度。

在乡间底层群体中,“读书是否有用”经常发生行为与观念上的“二元背离”。


家住云乡最偏远村落—蜈村的杨光,是纯粹“就近入学”政策的严格遵守者。杨光的家在蜈村中是典型的底层家庭,父亲在杨光3岁时即早逝,母亲改嫁,他随后和叔叔一家一起生活,但叔叔腿部有残疾,不能外出务工而只能和妻子一起靠在家务农以维持全家四口的日常生计(还育有一子,比杨光小3岁),拮据的收入与日益昂贵的生活开支无疑使杨家成为了蜈村的贫困户。作为蜈村的底层家庭,他们没有任何经济可能性允许杨光入读幼儿园,也没有任何机会让他能入读村外其他小学,7岁时的杨光只能按照“就近入学”原则按部就班地入读本村村小——蜈村小学。蜈村小学事实上在杨光刚入读时就已仅仅是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分管的一个教学点了,蜈村小学中唯一的老师还是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教学质量最差且根本不会讲普通话的一名年近六旬的民办老师。该代课老师对蜈村小学1-3年级三个教学班进行复式教学,在杨光读小学二年级时,因为县里搞“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而被撤并,之后杨光再次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入读了另一所位于邻村的村小——“桥村小学”,但该小学也不过是一所仅仅只有5名教师的完全小学,且5位老师中有3名还是民办教师。在杨光入读的第一年,桥村小学采取“教师包班制”,第二年改为“教师科任制”,但两年后又在新一轮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再次被撤并。随后,杨光在小学五年级时又不得不再次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到当前所在的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寄宿学习。多次所谓“就近入学”的学习经历使杨光很难跟上不同学校老师们的教学进度,也很难迅速适应不断变换了的教学风格。杨光告诉笔者,他就是在这种懵懵懂懂中不知不觉从“好学生”变成了现在的“差学生”,以前的小学老师都无不对其现在的成绩表示可惜而充满遗憾之情。

笔者的调研结论证明:与子女已经接受完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相比,有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有用性的认同度更高。但是,他们似乎仅仅是“读书有用”的观念认同者,但却是“读书无用”的行动支持者。尽管在送孩子入学时都会叮嘱孩子要好好学习,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把孩子的学习当回事:

在知识和文凭愈来愈成为当今中国核心竞争力和时代化标签的同时,为何底层社会群体越来越无心通过文化资本的集聚来改变其底层状态?他们是天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传统?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制约,导致他们被抛出教育这条“马拉松竞赛”的轨道?

与杨光同村的另外一个孩子——张小理则选择了另外一条非“就近入学”的路子。张小理曾经和杨光同在蜈村小学就读,其成绩远不如杨光,但在入读蜈村小学两年后学校要被撤并之时,其在外省打工而经济相对较为宽裕一点的父母坚决将张小理送入县城所在的公办民助实验小学就读,这与杨光因家贫而只能被迫再次就近入读桥村小学的选择截然不同。尽管张小理父母为此“托关系”并交纳了不菲的学费(学费和寄宿费每年共约6000元),但张小理却最终得以在更优质的城关镇小学环境中顺利成长,之后又顺利入读了该县公办民助的实验初中(学费和寄宿费每年共为8000元)。尽管张小理学习成绩在实验初中班上依然处在不好的层次,但这样的成绩也足够让已经步入初三的张小理有把握考入乡镇普通高中——寿镇中学,而当年成绩更为优秀的杨光却只能接受根本不可能考上任何一所普通高中的现实。要知道在杨光所在的云乡学校,必须要在全班位居前5才会有可能考上寿镇中学,尽管杨光同样刻苦和努力,但残酷的现实却使他只能过早地被淘汰出普通高中的竞争行列。

一方面,家长任意肢解和侵占孩子的学习、休息时间,甚至在上课期间,有家长以孩子生病或转学的名义,领孩子到工地打工或到农田帮活;

笔者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在展开全国大样本调研基础上,笔者深
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开展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深入研究从幼儿园入学一直到进入就业市场的教育筛选轨道中,底层家庭是如何一步步被固化的。

二、“就近入学”政策背后的危机:中国教育公平亟待从“机会公平”向“质量公平”的深度转型

另一方面,他们因为能力的限制而并不能真正参与到对子女的教育中来,甚至有时候因为功利、实用、短视与金钱至上的观念,而与学校主流价值观和教育实践形成抵触与反叛。升学希望渺茫与教育回报率低的尴尬现实,使他们寻找到一套属于底层的教育理性——

不少人即使送孩子读书,也支持“读书无用”

杨光本来应该有更充分的理由让我们相信他至少应该比张小理更有机会升入普通高中,但其底层的家庭背景却只能使他在一次次农村学校布局变更中被动地按照“就近入学”政策设定求学。仅以英语为例,杨光所读的农村学校直到七年级时才开始教授英语,而张小理所在的县城小学早在三年级即开始教授英语了,同样的蜈村同辈,“就近入学”与“择校”之间的英语差距就是三年。为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成绩和智力远不如杨光的张小理有可能上普通高中,而杨光却只能被淘汰出局。

绝大多数的孩子将来都是升不了学的,这就意味着吃不了“国家饭”,他们迟早都要到社会上“谋饭吃”。与其在学校里被老师教成温顺的小绵羊,变成按书本规矩办事的“书呆子”,还不如现在就告诉孩子真实世界的行事规则。

在乡间底层群体中,“读书是否有用”经常发生行为与观念上的“二元背离”。

早在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即对“就近入学”作出了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1992年2月29日由国务院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再次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设置,由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小学的设置应当有利于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200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中进一步强化和明确了就近入学的相关规定。2006年6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再次确定了就近入学的政策,其中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时至今日,中国大多数地区在义务教育阶段遵循的即是划区“就近入学”原则。

这是乡间底层一种无可奈何的尴尬选择。在现实中,底层因为家庭、教育、社会等多项因素影响,在通向社会阶层上层流动的教育竞争轨道中过早地被抛弃。同时,因为这种教育的高淘汰和低预期,底层孩子更快地结束了在教育筛选轨道中的旅程,提前开始了底层内部的个体社会化预演和训练。

笔者的调研结论证明:与子女已经接受完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相比,有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有用性的认同度更高。但是,他们似
乎仅仅是“读书有用”的观念认同者,但却是“读书无用”的行动支持者。尽管在送孩子入学时都会叮嘱孩子要好好学习,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把孩子的学习当回
事:

“就近入学”在法理层面的本意是“方便性”与“公平性”。对受教育者而言,“就近入学”意味着在法律规定和保障的服务半径内方便地享受义务教育,同时防止先赋因素阻滞受教育者获得义务教育的平等权利;对教育者而言,“就近入学”意味着保证为受教育者在法律规定的服务半径内就近提供平等的义务教育资源。应该说“就近入学”既是国家成员依法享有义务教育这一基本公民权的配套福利,同时也是一项公共救济,当义务教育的权利被利益相对方所剥夺或侵害时,“就近入学”事实上扮演了法律救济中的一项重要法理依据。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就近入学”在保证义务教育基本入学机会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中国“两基普九”工程的顺利推进和圆满完成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然而,当全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和巩固率分别已达到99%和92%以上的今天,教育公平更多地体现在了“高质量”和“高水平”的义务教育普及上,人民群众的教育利益诉求从“有书读”转向到“读好书”,这是一种由“教育机会公平”向“教育质量公平”转向的范式转换,无疑会对一些传统的制度提出挑战。“就近入学”制度尽管保障了“人人有书读”,但同时也将个体先赋性因素与外在学校分层结构紧密地结构性捆绑在了一起,这在教育资源空间分布差异悬殊的当下,无疑使“人人读好书”的梦想被隔离了起来。

“邻村”幼儿园:可有可无的教育场所

一方面,家长[微博]任意肢解和侵占孩子的学习、休息时间,甚至在上课期间,有家长以孩子生病或转学的名义,领孩子到工地打工或到农田帮活;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在研究“平等”和“不平等”两个概念时,设想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第一种是只有在不平等状况下给社会劣势者以有利条件或有利于所有人时,不平等才是正当合理的;第二种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得正当收入。对比这两种极端的看法,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与美国社会相类似的一种价值观关系摇摆:平等的享用权和个人自由、国家强制平等的权力与个体择校权利的冲突。随着社会的变迁与进步,教育机会均等的意义从平等享受学校入学机会权利发展到追求教育质量公平的结果层面,“就近入学”在现有教育资源不均衡分布的状态下只能保证公民公平获得基本入学权,而根本不可能保证教育质量获得层面的公平。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性通过“就近入学”的强制性使个体被结构性地固化在了不同的教育节点中,教育节点与社会阶层分布相一致,即义务教育段学校的好坏一般与身处其中的社区好坏紧密相连,与社会阶层的高低紧密捆绑,越是社会阶层高的社区空间,其配套的学校越好,教育质量越高;越是社会阶层低的社区空间,其配套的学校越差,教育质量越低。同样,学校在区域空间内的层化分布事实上也同时反向进一步促发社会不同阶层的同质性集聚,即学校教育质量高的社区,社会中上阶层往往更倾向于正向集聚从而导致社会中下阶层被迫挤出;而学校教育质量低的社区,社会中上阶层往往倾向于负向流溢从而导致社会中下阶层主动涌入。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内,教育层化与阶层层化的边界与脉络相一致,同时教育和阶层双向互动也致使其各自内部分化的界限清晰明了且凝聚固化,空间内部的社会阶层分化整合与教育资源配置共谋而形成了绝佳的利益传输链条。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国家层面采取了诸多均衡化和标准化的教育资源配置策略,但这些策略却总体仍处于硬件层次的均等层面,当一旦涉及到更深层次的软件配置和体制机制改革层面时,就会遭遇到与阶层分布相一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项资本因素更深层次的阻滞,从而导致教育公平从机会向质量范式转换过程中困难重重。例如优质教师资源的区域内均衡流动始终遇到诸多掌控和主导话语权的家长阻滞、重点中小学的撤销始终被各种资本丰富的既得利益者抗拒、异地中考和农民工子女随班就读等多项具体教育政策始终成效推进缓慢等等。

早期的儿童教育具有特殊重要性,因为在这段时间,儿童正逐步形成他们的自我概念和社会意识,这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步。然而,第一步对于不同的儿童来讲差异甚大。在城镇中,特别是大城市,儿童被送入学费昂贵的幼儿园接受有专家指导的正规早期教育。

另一方面,他们因为能力的限制而并不能真正参与到对子女的教育中来,甚至有时候因为功利、实用、短视与金钱至上的观念,而与学校主流价值观和教育实践形成抵触与反叛。升学希望渺茫与教育回报率低的尴尬现实,使他们寻找到一套属于底层的教育理性——

众所周知,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种层级的教育内部质量差异甚大,越是处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学校其教育质量越差,越是处于行政区划序列上端的学校教育质量越好。由此可见,在城市中,“就近入学”政策激励家庭通过“买房”而“择校”,这意味着基于居住地分配的入学机会事实上是按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进行分配;[1]而在农村中,“就近入学”政策更多地意味着农家子弟只能被规训性[新萄京棋牌官网,2]和结构化的遴选入行政区划序列下端教育质量差的学校就读,农村教育场域中的不合理“惩罚”与“欺辱”使底层孩子在阶层上升流动上面临更多的阻滞性因素。[3]

一项对3000名儿童提供学前教育的研究(大部分是贫困的美国黑人)表明,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在很多方面处在优势地位:他们很少被分到特殊班或补习班,很少有学生因成绩差而被留级;接受过学前教育的贫困家庭孩子在随后3年的标准比奈智力测试中,分数比控制组儿童高;他们保持着更强的“成就取向”,也倾向于培养比自身还要高的职业志向。

绝大多数的孩子将来都是升不了学的,这就意味着吃不了“国家饭”,他们迟早都要到社会上“谋饭吃”。与其在学校里被老师教成温顺的小绵羊,变成按书本规矩办事的“书呆子”,还不如现在就告诉孩子真实世界的行事规则。

故因先赋性因素(出生地、户口所在地、家庭条件)而被搁置于行政区划不同序列节点中的个体,事实上会因为“就近入学”而被国家强迫性地分流到不同质量的学校就读,而这种客观存在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异从一开始就预定了身处不同行政序列节点中的个体是否能够在未来若干年后取得成功以实现阶层上升流动。出身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孩子只能在弱质的学校中继承弱质的文化符码,从而将国家基于先赋因素而强制性筛选的社会结构化因素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基于学业成绩差异的个体能力性因素。个体在这种隐蔽的转化中一方面顺利地完成了国家赋予教育之于个体的社会化功能,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上层阶层群体对下层阶层群体上位流动的合法拒斥与区隔。[4]对于绝大多数身处农村底层家庭和城镇边缘家庭的孩子来说,“就近入学”所就读的学校只会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扮演底层再生产的功能,而很难成为其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

然而,与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的家长相比,底层农村社会中的家长却在送孩子入幼儿园上发生了困难。笔者所调研的四川芥县很多农村家庭持有这样的观点:

这是乡间底层一种无可奈何的尴尬选择。在现实中,底层因为家庭、教育、社会等多项因素影响,在通向社会阶层上层流动的教育竞争轨道中过早地被抛
弃。同时,因为这种教育的高淘汰和低预期,底层孩子更快地结束了在教育筛选轨道中的旅程,提前开始了底层内部的个体社会化预演和训练。

三、“就近入学”的政策升级:中国教育公平亟待“差异补偿”和“实质公正”

第一,诸多底层家庭认为幼儿园就是一群孩子玩的地方,可上可不上,何况家里有剩余劳动力,或自己带,或给父辈亲戚带,更能保证安全;

“邻村”幼儿园:可有可无的教育场所

因先赋性因素而被搁置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孩子更应该有理由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以实现国家对其不利处境的差异补偿,否则他们很难在与同其他孩子一样的教育竞争规则和运转轨道中取得成功。一方面,义务教育资源在不同行政区划范围内的不均等是国家历史行为所导致的,而就近入学又进一步以机会公平的方式强化了底层群体对这种不均等教育资源的主体性确认与接受,但这种教育资源不均等的直接后果却要以底层个体被过早淘汰出教育上升轨道而导致阶层固化的命运来承担则显得过于残酷;另一方面,因先赋性因素而被搁置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空间中的孩子们,其家庭本身就缺乏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几乎没有书籍、艺术品、旅游的经历,没有机会接触媒体,没有经济条件让他们能够择校或者跨学区就读,没有社会关系让他们能够实现户口迁移从而合法地跻身优质学校就读。[5]在文化遗产继承方面,他们也无法在家庭中产生交互作用,从而从父母那里掌握与其他中上阶层家庭子女相一致的智力工具,但他们又面临着和其他社会阶层、其他行政区划序列空间中的孩子一样的高强度统一竞争。显然无论底层的孩子如何努力,他们也不可能在这条促进阶层上升流动的教育轨道中有所突破,因此“就近入学”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机会公平,而并非一种实质上的质量公平。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统一化的教育筛选规则,实施合理有效的分层评价制度,那么底层循环还将长久持续,而城乡教育一体化改革也将始终处于形式层面的资源配置层次而难有深层突破。

第二,幼儿园的学费普遍较贵,这是一笔不用浪费的支出,何况每天还要接送孩子,费时费力。

早期的儿童教育具有特殊重要性,因为在这段时间,儿童正逐步形成他们的自我概念和社会意识,这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步。然而,第一步对于不同的儿童来讲差异甚大。在城镇中,特别是大城市,儿童被送入学费昂贵的幼儿园接受有专家指导的正规早期教育。

处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底层家庭大部分选择了像杨光家庭一样的做法,严格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将孩子送到附近的学校就读,但这条路结构化地注定了底层再生产之路。也还有部分的底层家庭会选择像张小理监护人一样的做法,试图通过个体化选择性的抗争之路来冲破结构式的底层循环命运,笔者无法预判在这条路上张小理们改变阶层命运的可能性有多大,但却知道在这条路上行走得有多难。张小理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家庭年纯收入仅有2.5万元,但却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即承担小学每年6000元的学费和寄宿费,到初中开始为8000元的学费和寄宿费,再加上张小理个人的生活费和日常开支,这条试图冲破阶层循环命运的教育抗争之路几乎要花掉这个底层家庭年收入的一半,这与杨光“就近入学”所享受到的“两免一补”政策相比,无疑要艰辛太多,但这样的投入也仅仅换来张小理可能入读寿镇中学这样的乡镇普通高中的回报。因此,更多的底层家庭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杨光式顺从的底层循环之路,因为要冲破底层的阶层边界对他们来讲实在太过于困难。

事实上,这种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底层社会学前教育发展的自身困境。

一项对3000名儿童提供学前教育的研究(大部分是贫困的美国黑人)表明,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在很多方面处在优势地位:他们很少被分到特殊班或
补习班,很少有学生因成绩差而被留级;接受过学前教育的贫困家庭孩子在随后3年的标准比奈智力测试中,分数比控制组儿童高;他们保持着更强的“成就取
向”,也倾向于培养比自身还要高的职业志向。

义务教育的核心是确保教育的公平性,如果“就近入学”意味着教育的机会公平,那么这种机会平等无疑需要进一步向纵深的质量公平发展,进一步凸显“差异补偿”和“实质公正”,从而确保义务教育的当事人在等级层化了的中小学布局体系内就学与先赋性因素无关,从而防止因为教育资源本身的配置不均衡导致处于底层空间的孩子只能接受弱质教育而注定无法逃脱底层再生产的命运。在这种貌似公平的“就近入学”政策背后事实上隐藏了结构性的底层复制逻辑:一方面,大多数底层家庭无力通过个人实现教育选择,他们只能被动接受被结构性配置的教育资源,但这些被结构性配置的教育资源却因为各方面的弱质而注定无法使底层孩子与其他社会阶层孩子在同样的教育竞争轨道上一决高下,他们注定是被教育筛选分流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底层家庭采取了个体化抗争的行动策略,但这种个体化抗争行动策略的背后导因是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多寡,如果家庭内部不重视教育、没有可以支撑的经济收入、没有必要的社会关系,底层家庭也只能在“就近入学”的温婉机会公平政策下眼睁睁地看着可被预见的底层循环。

一方面,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中国幼儿园在2001年到201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09%,其中,城镇幼儿园和县镇幼儿园年均增加率分别高达6.76%和5.86%,但农村幼儿园年均仅增加1.02%。再从2010年到2011年的全国数据来看,在城市和县镇幼儿园绝对增长数纷纷过万的情况下,农村幼儿园却锐减了12904所。2011年,全国4~6岁幼儿人数中,农村占56.91%,可农村幼儿园园数和班数却仅占全国的35.19%和33.75%。农村幼儿教育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然而,与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的家长相比,底层农村社会中的家长却在送孩子入幼儿园上发生了困难。笔者所调研的四川芥县很多农村家庭持有这样的观点:

注:文中人名、地名均属化名,对为笔者在田野工作中提供过各种帮助的人士表示由衷感谢!

另一方面,农村幼儿园的保教人员(专任教师和保育员)非常紧缺,以全国数据为例,农村幼儿园专任教师2001到2011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仅4.86%,这远低于城市和县镇的10.75%和9.51%,甚至近年来还出现了大规模减少的现象。

第一,诸多底层家庭认为幼儿园就是一群孩子玩的地方,可上可不上,何况家里有剩余劳动力,或自己带,或给父辈亲戚带,更能保证安全;

参考文献:

因为专任教师的紧缺,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四川芥县被淘汰下来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转到农村幼儿园任教。他们没有经过系统化和专业化的学前教育培训,只能给农村幼儿讲授小学中的各种学科知识,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学前教育小学化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第二,幼儿园的学费普遍较贵,这是一笔不用浪费的支出,何况每天还要接送孩子,费时费力。

[1]郑磊,王思檬.学校选择、教育服务资本化与居住区分割[J].教育与经济2014,(6):25-32.

由此可见,这些留守的底层群体从起跑线处的学前教育开始,就面临着各种制度性和结构性的阻滞因素和现实困难。

事实上,这种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底层社会学前教育发展的自身困境。

[2]胡君进.学校与规训社会的诞生[J].重庆高教研究,2014,(5):34-41.

就近入学:公平还是不公平

一方面,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中国幼儿园在2001年到201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09%,其中,城镇幼儿园和县镇幼儿园年均增加率分别高
达6.76%和5.86%,但农村幼儿园年均仅增加1.02%。再从2010年到2011年的全国数据来看,在城市和县镇幼儿园绝对增长数纷纷过万的情况
下,农村幼儿园却锐减了12904所。2011年,全国4~6岁幼儿人数中,农村占56.91%,可农村幼儿园园数和班数却仅占全国的35.19%和
33.75%。农村幼儿教育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3]陈卓.教育场域中的惩罚与欺辱:一个比较的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14-120.

家住云乡最偏远村落——蜈村的杨光,是就近入学政策的严格遵守者。杨光来自典型的底层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一直和叔叔一家一起生活。腿部有残疾的叔叔和妻子在家务农,维持全家四口的日常生计。

另一方面,农村幼儿园的保教人员(专任教师和保育员)非常紧缺,以全国数据为例,农村幼儿园专任教师2001到2011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仅4.86%,这远低于城市和县镇的10.75%和9.51%,甚至近年来还出现了大规模减少的现象。

[4]邬志辉.大城市郊区义务教育的空间分异与治理机制[J].人民教育,2014,(6):9-14.

7岁时,杨光入读了本村村小——蜈村小学。作为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分管的一个教学点,蜈村小学中唯一的老师是一名年近六旬的民办老师。这位老师不会讲普通话,教学水平也不高。二年级时,蜈村小学因为县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而被撤并,杨光转到邻村的桥村小学读书,但该小学也仅有5名教师,其中3名还是民办教师。两年后,桥村小学在新一轮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再次被撤并。随后,杨光转到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因为专任教师的紧缺,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四川芥县被淘汰下来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转到农村幼儿园任教。他们没有经过系统化和专业化的学前教育培训,只能给农村幼儿讲授小学中的各种学科知识,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学前教育小学化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5]王玉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分析[J].江淮论坛,2015,(2):

与杨光同村的张小理则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就近入学”的路子。在外省打工的父母坚决把他送到县城的公办民助实验小学就读,尽管父母为此交纳不菲的学费,但张小理却在更优的环境中顺利成长。

由此可见,这些留守的底层群体从起跑线处的学前教育开始,就面临着各种制度性和结构性的阻滞因素和现实困难。

132-140,155.

目前已经初三的张小理尽管学习成绩不算突出,却有把握考入乡镇普通高中——寿镇中学,而当年成绩更为优秀的杨光,却只能接受根本不可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事实。

就近入学:公平还是不公平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教育发展研究》2015年第06期

仅以英语为例,杨光所读的农村学校直到七年级时才开始教授英语,而张小理所就读的县城小学,早在三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了。同样的蜈村同辈,就近入学与择校之间的英语差距就是3年。

家住云乡最偏远村落——蜈村的杨光,是就近入学政策的严格遵守者。杨光来自典型的底层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一直和叔叔一家一起生活。腿部有残疾的叔叔和妻子在家务农,维持全家四口的日常生计。

在一次次农村学校布局变更中,多次的就近入学经历使杨光很难跟上不同学校的教学进度,也很难迅速适应不断变换的教学风格。同时,也因为进了教学质量并不好的各类农村学校,杨光在懵懵懂懂中,从“好学生”变成了现在的“差学生”。

7岁时,杨光入读了本村村小——蜈村小学。作为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分管的一个教学点,蜈村小学中唯一的老师是一名年近六旬的民办老师。这位老师
不会讲普通话,教学水平也不高。二年级时,蜈村小学因为县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而被撤并,杨光转到邻村的桥村小学读书,但该小学也仅有5名教师,其中3名还
是民办教师。两年后,桥村小学在新一轮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再次被撤并。随后,杨光转到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众所周知,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种层级教育空间内部质量差异甚大:越是处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学校,教育质量越差,反之亦然。所以,因为出生地、户口所在地、家庭条件等因素而被置于行政区划不同序列节点中的个体,会因为就近入学而被国家强迫性地分流到不同质量的学校就读。而这种客观存在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异,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个体能否在若干年后取得成功,并实现阶层上升流动的程序。

与杨光同村的张小理则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就近入学”的路子。在外省打工的父母坚决把他送到县城的公办民助实验小学就读,尽管父母为此交纳不菲的学费,但张小理却在更优的环境中顺利成长。

对于绝大多数身处农村底层家庭和城镇边缘家庭的孩子来说,就近入学所就读的学校,只会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扮演底层再生产的功能,而很难成为其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

目前已经初三的张小理尽管学习成绩不算突出,却有把握考入乡镇普通高中——寿镇中学,而当年成绩更为优秀的杨光,却只能接受根本不可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事实。

初中后的分流: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或终止学业

仅以英语为例,杨光所读的农村学校直到七年级时才开始教授英语,而张小理所就读的县城小学,早在三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了。同样的蜈村同辈,就近入学与择校之间的英语差距就是3年。

事实上,教育分流中这种不公平的家庭资本关系在芥县也有明显体现。

在一次次农村学校布局变更中,多次的就近入学经历使杨光很难跟上不同学校的教学进度,也很难迅速适应不断变换的教学风格。同时,也因为进了教学质量并不好的各类农村学校,杨光在懵懵懂懂中,从“好学生”变成了现在的“差学生”。

笔者在芥县教育局获得了2013年全县中考的录取信息表和家庭基本情况表。在这份录取表中,笔者选择了4所芥县的初中学校作为样本学校,它们分别是县城中的公办民助贵族式初中、县城普通公办初中、镇上普通初中、乡里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众所周知,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种层级教育空间内部质量差异甚大:越是处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学校,教育质量越差,反之亦然。所以,因为出生地、
户口所在地、家庭条件等因素而被置于行政区划不同序列节点中的个体,会因为就近入学而被国家强迫性地分流到不同质量的学校就读。而这种客观存在的学校教育
质量差异,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个体能否在若干年后取得成功,并实现阶层上升流动的程序。

按照等比例抽样原则,笔者在每所学校随机抽取了50个考生,按照学校提供的家庭收入情况调查表,将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划为上层、5~10万元的划为中上层、2~5万元的划分为中层、1~2万元的划为中下层、1万元以下的划为底层。

对于绝大多数身处农村底层家庭和城镇边缘家庭的孩子来说,就近入学所就读的学校,只会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扮演底层再生产的功能,而很难成为其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

定量研究数据发现,芥县初中生毕业后的流向与家庭所处阶层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上层子女就读市重点高中、县重点高中的比例高达66.7%和20.8%,而底层子女则没有人能入读市重点高中,仅有4%的比例入读县重点高中。底层子女入读本县职业高中的比例高达66%,终止学业的也高达22%。与之相反,上层子女则无人入读本县职业高中,也无人终止学业。另外,笔者还发现:职业中学成了中下层和底层子女绝大多数初中后的主要出路,而普通高中是中层以上子女的主要出路。

初中后的分流: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或终止学业

学生在学业与升学中的不平等主要是因为文化机制,教育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资本传递,这种传递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形成的习惯。随着有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学校制度中的不平等现象,在一代一代地再生产,原有的阶级结构也越来越重要了。

事实上,教育分流中这种不公平的家庭资本关系在芥县也有明显体现。

父母的学历所代表的学校教育成果作为文化资本,不仅在家庭里积蓄着,由子女继承下来,而且子女和家庭的升迁性流动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为子女提供怎样的学校教育机会。

笔者在芥县教育局获得了2013年全县中考的录取信息表和家庭基本情况表。在这份录取表中,笔者选择了4所芥县的初中学校作为样本学校,它们分别是县城中的公办民助贵族式初中、县城普通公办初中、镇上普通初中、乡里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难以企及的重点大学、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困难

按照等比例抽样原则,笔者在每所学校随机抽取了50个考生,按照学校提供的家庭收入情况调查表,将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划为上层、5~10万元的划为中上层、2~5万元的划分为中层、1~2万元的划为中下层、1万元以下的划为底层。

在教育层层分流与筛选的过程中,对于绝大多数底层群体而言,重点大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梦想:一方面,这需要家庭持续性的长期教育投资和丰富的文化资本传递,而这两项正好是底层群体相对最为稀缺的资源。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可以容许子女长达数年的教育周期性积累,在子女成长最为关键的时期内,他们也没有科学的教育方式和充足的文化资本予以理性培育与有效传递,他们甚至自身也并不真正重视教育,生存理性的强大思维惯性使他们急于期待子女尽早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去谋取即时的报酬,哪怕所获的微薄报酬甚至根本难以满足基本的日常生存所需。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本去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更无法容忍这种投资所需要承担的高风险:毕业后即失业;

定量研究数据发现,芥县初中生毕业后的流向与家庭所处阶层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上层子女就读市重点高中、县重点高中的比例高达66.7%和
20.8%,而底层子女则没有人能入读市重点高中,仅有4%的比例入读县重点高中。底层子女入读本县职业高中的比例高达66%,终止学业的也高达22%。
与之相反,上层子女则无人入读本县职业高中,也无人终止学业。另外,笔者还发现:职业中学成了中下层和底层子女绝大多数初中后的主要出路,而普通高中是中
层以上子女的主要出路。

另一方面,录取制度和知识考核对底层群体也极不公平。

学生在学业与升学中的不平等主要是因为文化机制,教育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资本传递,这种传递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形成的习惯。随着有技
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学校制度中的不平等现象,在一代一代地再生产,原有的阶级结构也越来越重要了。

以英语为例,在笔者所调研的芥县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最近几年,少年们才在小学三年级开始零星接受一点英语学习,而就在几年前,因为英语老师紧缺,少年们都是要到初一才开始系统学习英语,且任教的英语老师甚至都不是英语专业出身,而是由教语文的老师兼职授课。

父母的学历所代表的学校教育成果作为文化资本,不仅在家庭里积蓄着,由子女继承下来,而且子女和家庭的升迁性流动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为子女提供怎样的学校教育机会。

双语幼儿园和各种幼儿、少年英语培训班,在芥县县城和大城市里随处可见。就连芥县经济稍微发达一点的乡镇,家庭经济条件中等以上的孩子也都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英语。且不论这些幼儿园英语教学专业性水平有多高,但与身处真正底层社区中的云乡少年们相比,乡镇少年的英语学习至少早了4~5年。所以,每次在全县的统一测试中,云乡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少年们,仅英语一科的平均分就比全县平均分低至少30分以上,更不要说其他学科了。在最后城乡统一的升学考试残酷竞争中,他们根本无力取得一丁点儿的优势。

难以企及的重点大学、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困难

这种“先天不足”与“后天更弱”的教育现实,使绝大多数底层群体早在中考前就已经和重点大学无缘了,能够考上一般普通高中的都是凤毛麟角,更不要说升入重点高中。

在教育层层分流与筛选的过程中,对于绝大多数底层群体而言,重点大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梦想:一方面,这需要家庭持续性的长期教育投资和丰富
的文化资本传递,而这两项正好是底层群体相对最为稀缺的资源。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可以容许子女长达数年的教育周期性积累,在子女成长最为关键的时期
内,他们也没有科学的教育方式和充足的文化资本予以理性培育与有效传递,他们甚至自身也并不真正重视教育,生存理性的强大思维惯性使他们急于期待子女尽早
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去谋取即时的报酬,哪怕所获的微薄报酬甚至根本难以满足基本的日常生存所需。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本去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更无法容忍这种投
资所需要承担的高风险:毕业后即失业;

底层群体在教育筛选轨道中面对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更大的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制度性和社会性的弥补,反而却受到更大的歧视和挑战:

另一方面,录取制度和知识考核对底层群体也极不公平。

其一,国家教材和升学知识考核的亲城逆乡性,底层群体要去学习他们根本没有生活背景和经验体悟的精密化知识符码,这与他们日常生活毫无关系。所以他们学习会比其他阶层面临更多的困难。

以英语为例,在笔者所调研的芥县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最近几年,少年们才在小学三年级开始零星接受一点英语学习,而就在几年前,因为英语老师紧缺,少年们都是要到初一才开始系统学习英语,且任教的英语老师甚至都不是英语专业出身,而是由教语文的老师兼职授课。

其二,各种决定命运的升学考试都要到陌生的城镇中去参考,这给本身就缺乏竞争优势的底层子弟带来更大的心理挑战。

双语幼儿园和各种幼儿、少年英语培训班,在芥县县城和大城市里随处可见。就连芥县经济稍微发达一点的乡镇,家庭经济条件中等以上的孩子也都从幼
儿园就开始学习英语。且不论这些幼儿园英语教学专业性水平有多高,但与身处真正底层社区中的云乡少年们相比,乡镇少年的英语学习至少早了4~5年。所以,
每次在全县的统一测试中,云乡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少年们,仅英语一科的平均分就比全县平均分低至少30分以上,更不要说其他学科了。在最后城乡统一的升学考
试残酷竞争中,他们根本无力取得一丁点儿的优势。

其三,他们中的佼佼者即便幸运地进入了重点大学,但因为底层家庭社会资本的薄弱,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日益固化和排他化了的当代社会,他们又不得不流入低收入和低机会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同时还要面对城乡、区域和行业等多重非均衡市场分割现实以及城镇新移民现实生存危机的多重挑战,这些都是“教育改变命运”事实上的无效性或低效性所必然带来的高风险底层命运。

这种“先天不足”与“后天更弱”的教育现实,使绝大多数底层群体早在中考前就已经和重点大学无缘了,能够考上一般普通高中的都是凤毛麟角,更不要说升入重点高中。

(文中人名、县及县以下地名均为化名。感谢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提供的帮助,感谢田野工作中提供过各种帮助的人士,感谢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邬志辉与作者的多次讨论)(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底层群体在教育筛选轨道中面对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更大的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制度性和社会性的弥补,反而却受到更大的歧视和挑战:

其一,国家教材和升学知识考核的亲城逆乡性,底层群体要去学习他们根本没有生活背景和经验体悟的精密化知识符码,这与他们日常生活毫无关系。所以他们学习会比其他阶层面临更多的困难。

其二,各种决定命运的升学考试都要到陌生的城镇中去参考,这给本身就缺乏竞争优势的底层子弟带来更大的心理挑战。

其三,他们中的佼佼者即便幸运地进入了重点大学,但因为底层家庭社会资本的薄弱,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日益固化和排他化了的当代社会,他们又不得不
流入低收入和低机会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同时还要面对城乡、区域和行业等多重非均衡市场分割现实以及城镇新移民[微博]现实生存危机的多重挑战,这些都是“教育改变
命运”事实上的无效性或低效性所必然带来的高风险底层命运。

(文中人名、县及县以下地名均为化名。感谢东北师范大学[微博]农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提供的帮助,感谢田野工作中提供过各种帮助的人士,感谢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邬志辉与作者的多次讨论)

(李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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